民间力量的行动与尴尬
中国NGO和志愿者在救灾前线遇到的问题和困境，既由于缺乏援救经验，也由于平日缺乏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
【《财经网》专稿/记者 吴燕】在地震重灾区茂县，一些来自民间非政府组织（NGO）的志愿者失望地得知，由于手续不全，他们无法立即参与到前方的救援行动中去。
“我们很欢迎志愿者来帮忙。”这位官员表示，但省里的规定必须遵守。
自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7.8级特大地震以来，来自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及国内众多的民间力量和个人志愿者，便纷纷赶赴抗灾前线，试图贡献一已之力。其中多家国内NGO还联合设立了一份“抗震救灾－民间公益在行动特刊”，发布相关NGO在救灾一线的联系方式及前线所需物资的各种信息。
5月16日发布的“抗震救灾－民间公益在行动特刊”称，根据前线反馈的消息，最危险的重灾区目前只有红十字会、军队及政府的物资运输车可通行；而进入的所有民用车都被禁行。目前民间组织只可进入一些受损较轻、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，比如参与成都、绵阳体育馆的灾民临时安置等。
相比而言，在灾区前线协助NGO运送物资的成都“穿山甲越野俱乐部”算是小有成果。俱乐部负责人老穿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由于他们用的都是越野车，所以灵活性比较强，可到达路况较差、政府援助较弱的一线地区。目前他们的物资运输队已到过北川、什邡和彭州等多个灾区。
不过，他们的行动也并非一帆风顺。“我们不算NGO，也不是红十字会的，拿不到通行证，所以一些地方不能去。”老穿不无遗憾地说。
缺乏组织和协调
对于政府的谨慎态度，一些国内NGO表示理解。
中国注册成立的第一家民间环保团体“自然之友”的执行理事梁晓燕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“中国社会网络只是局部发达，如底下的小圈子很多，但并没有组织化地连成网络。”
现实情况是，很多志愿者到了一线以后不知该往哪去。目前在各种民间力量之间，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信息共享平台，前方也没有一个组织机构，有能力统一指挥大量来自民间的人力、物资。
“一旦到了这种时候，大家全像没头苍蝇一样。”梁晓燕说。
“穿山甲越野俱乐部”负责人老穿坦言，确实有许多从民间来的小轿车去往灾区救援，造成了比较大的交通压力，导致救援车辆走得不是很顺。
梁晓燕指出，民间组织行动中暴露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，他们往往选择去媒体曝光多的地方，结果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、人员容易“扎堆”，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。
已在前方的志愿者杨勇发回短信说，灾区60%至80%的人群居住在偏僻恶劣的农村山寨，但目前报道中看不到这群人的状况。他急切地建议灾害公示更加全面，不要因此丧失救灾的时机。
另据前方志愿者反馈给记者的消息，目前在灾区很多尸体已经腐烂发臭，很多没承受能力的志愿者到了马上就被送回。他们呼吁，其他志愿者应考虑清楚再决定是否前往一线，要不就是添乱和浪费人力资源。
当然也并非所有NGO的援助行动都如此尴尬。香港乐施会（Oxfam）派往一线的救援人员段德峰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他们事先已经和四川扶贫办等单位谈好了合作。乐施会此次带来2500万赈灾资金及价值1000多万的物资。要使规模如此庞大的物资支援真正妥善发放、发挥效用，不与政府合作确实也是不太可能的。
“我们平时就和国务院扶贫办、民政部打的交道比较多，关系很好，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。” 段德峰说。
调整定位
事实上，一些NGO也在救灾中不断修正着自我定位，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。
“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没有必要去‘抢’，好像现在不表现就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似的。” 梁晓燕说。
“我们认为这次救灾至少会持续两个月时间。”梁晓燕指出，其实第一拨的紧急救援并不是NGO的强项，因为它需要大规模地调动力量及救援机械；但后面日常化的工作，例如心理辅导、情绪平复、为灾民重返家园做准备、组织灾民发起自救行动等，则是NGO和志愿者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“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，从第二拨、第三拨中开始显示出NGO的价值。” 梁晓燕说。
“自然之友”的计划是，从下周开始招募志愿者，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。他们目前已经联络到许多在台湾“921”大地震后参与组织救援工作的台湾NGO人士、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人员，以及对地震有过亲身经历的人，来与志愿者分享经验、传授技能。
“社区参与行动”主任宋庆华也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，鉴于他们组织日常工作的重点与优势在于社区建设和发展，为支持当前以搜救生命为主的救灾工作，她计划几个月后再赴灾区考察，工作重点是协助当地的社区重建。
来自“绿家园”的“绿丝带行动”协调人王晓娜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他们目前在北京发起的各种宣传活动，并不单纯是为了号召大家去献血或捐东西，而是要传达一种民间互助的理念。“我们当然也想派志愿者去一线支援，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。”她说。
